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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锦城”思政好课是怎样设计出来的

——王兴波老师的“开学第一课”

采访现场，围绕“一堂思政课是怎样设计出来的”，王兴波老师讲起那些发生在 90 分钟课堂内外的思考与实践。

新学期伊始，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王兴波的一堂“开学第一课”受到学校党委书记卢铁城的肯定。在随后召开的全校党委会议上，卢书记以这堂课为例，对马克思主义学院进一步加强思政“金课”建设提出要求。

一堂课呈现在学生面前，不过90分钟。可真正决定这90分钟如何展开的，往往发生在走上讲台之前：对学生的判断，对问题的取舍，对理论如何进入课堂的一遍遍推敲。

一堂思政好课，究竟是怎样设计出来的？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近王兴波老师，也试着走进一堂思政课形成的过程。

“先别急着讲”

王兴波老师正在为学生讲授《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

“请大家用3—5个关键词，描述一下你眼中的今日之中国。”

新学期第一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上，王兴波老师没有急着翻开教材。屏幕上，学生提交的答案逐渐汇成一张词云：“富强”“和平”“安全”“繁荣”“文明”“幸福”……

她又把时间往前拨了一百年。

“如果回到100年前，1926年的中国，又是什么样的？”

第二张词云里，出现了另一组截然不同的词：“动荡”“落后”“贫穷”“内忧外患”“战争”“军阀割据”……

两张词云之间，是百年中国的鲜明对照。

她继续追问：中国一直是今天这样的吗？从1926年到2026年，百年中国何以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

沿着这个问题，课堂从现实进入历史，再从百年变迁进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

这并不是那堂课的第一个问题。

更早之前，王兴波问学生的是：“这个暑假，你们是怎么过的？”旅游、考驾照、打工、学习、宅在家……从一个几乎人人都能回答的问题出发，再把学生一步步带向今日中国、百年变迁，最后又把问题拉回学生自己：已经上过多门思政课，为什么还要学习“概论”？这门课和自己的专业，又有什么关系？

一个问题带出下一个问题，课堂的逻辑一层层向前推进。

记者：很多老师准备第一堂课，最先想的是“我要把什么讲清楚”。您准备这堂课时，最先想的是什么？

王兴波：我觉得第一堂课不要太着急。不要着急把大纲讲完，把规则讲完。第一步还是要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前面一两节课都不要讲太难的、太多知识点的东西，先让学生在心理上接受你这个老师。后面的东西慢慢来，其实都是来得及的。

一个是拉近距离，一个是亲近课程。不是我们反复跟他说“这个课对你有用”，而是要让学生自己感觉到，这个课对他来说是有用的。这个作用应该是一个内化的过程，而不是外力反复强加给他的。

“现实是他熟悉的，过去是他陌生的，我们就先从现实开始。”王兴波老师说。

沿着一个个问题，学生从自己熟悉的生活进入现实，再走向历史与课程。绕了一圈之后，课程的名字，是学生自己说出来的。

但“从学生熟悉的地方开始”，并不意味着同样的入口适合所有学生。

早些年，王兴波老师曾把思政课上的学生形容成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有人从“零分”开始，有人已经有“60分”的基础，还有人甚至带着成见，从“负数”开始。大班教学面对的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学生”，而是一群知识基础、专业背景、兴趣和认知方式都不同的人。

十多年以后，这种认识变得更加具体。

在物联网专业的课堂上，王老师问：“如果让你用自己的专业解决一个中国社会的痛点，你最想解决什么？”学生很快有了回应。但类似的问题到了另一个班，课堂却一时安静下来。

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课堂里，得到的是不同的反应。

记者：那是不是意味着，即便一个问题在某个班效果很好，也不能直接复制到另一个班？

王兴波：对，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没有一个模式可以适合所有学生。不同专业不一样，不同年级也不一样。甚至同样是工科，有的班每个问题都有人举手；有的班你点他起来，他其实可以说得很好，但他就是不会主动举手。

比如大三学生已经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储备，你问他“用专业解决一个社会痛点”，他可能能够往下想；但对一些低年级学生来说，他可能很有热情，可是专业知识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就比较难。

所以我们总说“备学生”，但真正做到其实很难。不能只是在教案上写一句“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知识基础”，那还是比较泛。你要尽可能知道这一届学生、这个专业、这个班大概是什么状态，他们关心什么、能够接住什么问题。

同样一个知识点，面对不同专业，知识本身没有太大区别，但案例和进入问题的方式可以不一样。也要考虑老师自己能不能驾驭。不能为了所谓的专业融合，弄得离自己、离学生都太远，太远了就收不回来。我自己现在写学情分析，有时候都觉得还是比较泛化，还可以做得更细。

所谓“备学生”，也就不只是教案里的一栏“学情分析”。一个问题该从哪里进入、能走多远、学生能不能接住，都建立在对具体学生的判断之上。

坐在我面前的，到底是一群怎样的学生？

对王兴波老师而言，一堂课的设计，常常从这个问题开始。

“撒网容易，收网难”

课堂上，学生用关键词描绘“今日之中国”与“100年前的中国”，两组答案形成鲜明对照。

如果说“备学生”决定了课堂从哪里出发，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如何把学生一步步带向理论。

回看那堂开学第一课，王兴波老师并没有设计特别复杂的课堂活动。贯穿始终的，是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她把这条逻辑概括为：生活感受—历史对比—理论追问—课程定位—专业融合。

但问题多，并不等于有“问题链”。更重要的是，每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问，又要把学生带到哪里。

记者：回头看这堂课，会发现问题一直在往前推进。您设计这些问题时，最看重的是什么？

王兴波：我觉得每个问题都要知道最后落在哪里。不能只是为了互动而互动，也不是觉得“我今天多问几个问题，课堂就活跃了”。你抛一个问题出去，学生会有很多回答，有时候答案甚至会超出你的预设。那你接下来怎么办？你要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它和后面的内容是什么关系，最后怎么把它收回来。

有同事听完我的课以后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形象。她说，“撒网很容易，人人都会撒，但不是人人都会收网。”我很认同。老师问一个问题其实很容易，难的是学生回答以后，你怎么接；不同学生往不同方向回答，你最后怎么回到这一堂课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需要训练，需要经验，也需要积累。

“收网”，发生在学生的回答之后。

当“用专业解决一个中国社会痛点”的问题抛出来，有学生想到矿井安全：能否利用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井下有毒有害气体，更好保障矿工生命安全？有人想到独居老人，还有人把目光投向乡村振兴。

王老师顺着这些回答继续追问：技术最终为谁服务？专业所学，又可以怎样回应现实社会的需要？

从一个个具体的社会问题出发，课堂逐渐由专业学习走向价值思考，“以人民为中心”不再只是教材中的一个理论表达，而开始与学生所学的专业、所看到的现实发生联系。

不过，王兴波老师并不愿意把这样的尝试说得太满。

“现在只能算是浅结合。”她说。要真正实现更深入的融合，思政课教师还需要进一步了解物联网专业本身——学生在学什么、专业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未来又可能走向哪些领域。

一堂90分钟的课

可能已经“备”了很多年

一个现实问题，一段历史材料，一个学生刚刚说出的答案，有时很快就能和课堂上的知识点连接起来。看似“信手拈来”的背后，是教师长期的积累。

记者：一个有经验的老师上课，经常会让人觉得很多案例、很多连接都是顺手就来的。这种能力是怎么形成的？

王兴波：还是积累。每一章其实都要不断积累材料。你平时看到的新闻、社会上的事情，和学生聊到的问题，甚至有时候生活里突然看到一个东西，你都会想，它和我的哪一个知识点有关系。

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看到一个事情，马上就会想到课堂上哪里可以用。但它看起来是“信手拈来”，实际上可能是你以前已经储备了很久。这个东西速成不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学生提出的问题，也会进入这种积累。

曾有学生拿着自己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观点来和她讨论。王老师没有立即给出结论，而是重新查找材料。后来，这个来自学生的疑问进入课堂，被重新设计成一组基于史实的追问。

但积累，并不只是为课堂准备更多案例。

十多年前，在一篇回望自己教学经历的文章中，王兴波老师曾写道：“有理的理论并不能自动为学生所掌握。”在她看来，思政课既不能成为“干巴巴的照本宣科”，也不能变成“信口开河的故事会”，教师要做的，是在理论与学生之间“搭建桥梁”。

十多年后，她依然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道理怎样才能真正抵达学生？

记者：思政课归根到底是一门讲道理的课。您一直强调学生、情感、互动，这些和“讲道理”是什么关系？

王兴波：我们这个课当然是一个说理的课，这是根本。但是如果没有情感融入其中，那种生硬的理论是没有办法真正流动起来的。

我觉得“情”和“理”不是对立的。我们不是为了和学生关系好，就降低理论的要求；恰恰是因为要把这个道理真正讲进去，所以你要理解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

学生如果离你很远，你说得再多，他可能也不愿意进来。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他们不走过来，我就走过去嘛。先走近他，最后还是要让他进入课程、进入问题、进入理论。

从十多年前的“搭一座桥”，到今天的“我就走过去”，说法变了，背后的思考没有变：教师不仅要知道“讲什么”，还要不断琢磨“对谁讲”“怎么讲”。

于是，一堂课真正需要“备”的，远不止教材。

新闻和社会现实进入教师的观察，学生的问题进入教师的思考，一次次课堂又反过来修正教师对学生、对教学的认识。所谓“积累”，最终沉淀下来的不只是越来越多的案例和素材，还有教师自己的判断。

备学生，备社会，备问题，也在不断“备”教师自己。

教案上能够看到的，是导入、问题、案例和教学环节；看不到的，是这些内容背后经年累月的阅读、观察、交流与修正。

一堂90分钟的课，可能已经“备”了很多年。

一个人的好课

怎样变成一群人的好课

当“一堂好课怎么备”这个问题继续往下追，就会发现：站在讲台上的虽然只有一个老师，一堂课的形成却未必只属于一个人。

2013年来到锦城以后，她和教研室几位老师围绕同一门课程一起磨了十多年。

除了正式的集体备课，微信群里的讨论、吃饭时的交流、走廊里的偶遇，甚至听完另一位老师的一堂课，都可能成为一次备课的延续：这个知识点怎么处理？学生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没反应？这个案例放在这里合不合适？同一个内容，还有没有另一种讲法？

“一个人的高度，不完全是由个人决定的。”王兴波引用了一句自己很认同的话，“你的团队也会决定你能走到什么高度。”

记者：您觉得什么样的集体备课，才能真正解决教学问题？

王兴波：我觉得一定要拿真问题出来。

老师在教学当中遇到了什么痛点、什么困境，就把它拿出来。比如这个知识点学生为什么听不进去？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我的班里没人回应？这个案例到底怎么讲更合适？大家就围绕这些具体的问题去讨论。

形式其实不一定那么固定。正式备课会可以讨论，平时同事之间也可以交流。尤其年轻老师，我觉得真的要多听、多看、多交流。你有一个好的思路，我有一个好的方法，大家可以相互借鉴。我们的目标最终还是把课程共同建设好。

这种交流，也在尝试变得更加具体。

他们讨论过给学生“画像”：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学生有什么特点？什么样的问题更容易进入他们的经验？面对同一类学生，哪些教师已经摸索出了有效的案例和方法？

如果这些经验只停留在一个教师脑中，下一位教师还要重新走一遍，但如果能够持续记录、补充、共享，个体经验就可能成为教学共同体的共同积累。

这也与学校重视教学设计、学情研究，学院推进学情库、教情库建设的探索相互呼应。无论是集体备课还是学情研究，最终都要回到具体的课堂：更准确地认识学生，更有效地解决教学中的真问题。

一堂“开学第一课”受到肯定以后，更值得继续追问的，并不是怎样把一位教师的课堂原样复制到另一间教室。毕竟，正如王兴波老师反复提到的，没有一种模式能够适合所有学生。

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是那些在课堂里被一次次验证过的经验：它们被看见、被讨论，也在不同教师的课堂里继续生长。

学生抬起头以后

课堂上，王兴波老师曾让学生用关键词描述自己喜欢的思政课。“有趣”“有料”“有用”“有思考”……学生对一堂好课，有着各自不同的期待。

但在她看来，这些都还不足以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一堂好的思政课，最终应该带给学生什么？

“有趣”可以让学生愿意听，“有料”让课堂有内容，“有用”则意味着课堂能够回应学生认识现实、理解社会的需要。但对思政课而言，课堂的意义并不止于让学生觉得“这堂课不错”。

学生愿意听、愿意思考，是课堂发生的开始，而不是终点。一堂课也很难立刻证明，它已经改变了一个学生。

教育的发生，往往比课堂上的即时反馈更慢。

记者：一堂课做到“有趣”“有料”“有用”，当然很好。但对思政课来说，这些就够了吗？您最终希望学生从这门课里得到什么？

王兴波：肯定不够。我觉得首先这个课应该是“有用”的。但这个“有用”不能只理解成考试能不能多得几分。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你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需要认识这个社会。思政课其实可以成为大家认识国家、认识社会的一个载体和窗口。

那认识社会最后为了什么？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安放自我。你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了解社会运行的逻辑，也慢慢理解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坐标里，我应该往哪里走，我和国家、社会是什么关系。

另外我觉得还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方向，一个是能力。思政课有很鲜明的价值引领，同时也应该给学生一些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比如我们讲主要矛盾，除了理解理论本身，学生能不能想一想：我现在大学阶段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我的时间和力量应该用在哪里？课程里面其实有很多方法论的东西，是可以和学生自己的成长联系起来的。

对思政课而言，“有趣”“有料”“有用”最终都不能脱离一个根本——立德树人。

思政课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价值引领不是课堂之外额外附加的任务，而是课程本身的题中之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引导青年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是思政课必须承担的育人责任。

真正考验教师的，是怎样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入脑入心，让学生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中形成认识、增进认同。

王兴波老师把自己期待的这种状态称作：“水到渠成。”

十多年前，她曾把思政教师的使命理解为在理论与学生之间“搭一座桥”。

十多年后，这座桥还在继续搭。

第一堂课结束以后，真正的教学才刚刚开始：物联网与思政课能不能结合得更深？同样的问题换一个班该怎么问？学生在网络和AI中获得的新困惑，怎样真正进入课堂？那些已经被验证有效的方法，下一次是否依然有效？

也许，一堂好的思政课从来没有一份可以原样复制的标准答案。

它从理解一群具体的学生开始，在一个又一个精心设计的问题中展开；它要求教师把学生从现实生活带向历史深处和理论纵深，也把理论重新带回火热的现实生活；它需要一名教师日复一日的阅读、观察和积累，也需要一个教学共同体一次次听课、讨论和打磨。

那堂“开学第一课”只有90分钟。但一堂课真正的“诞生”，远比90分钟更长。

而比“怎样让学生抬起头”更重要的，始终是另一个问题：当学生抬起头以后，我们希望他看见什么？

来源 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 居桐羽

总编辑 宣景容